每年三四月份，评奖之前，出版界各路人马纷纷“进京赶考”，各种形式的作品研讨会摩肩接踵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笔者已累计参加了十几个研讨会。有一天连续参加三个，其中两个竟在同一地点、仅一墙之隔。更奇的是：几位专家属双重被邀的身份，此研讨会上发言一毕，便匆忙告辞，称彼研讨会还有发言的任务。
进京开研讨会从前是个别的、分散的。自从出版界几项大奖设立之后，这种现象才越来越集中，逐渐演变为一股风气，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京城乃藏龙卧虎、人文荟萃之地，对于一个选题的优劣、一部书稿的成败，北京的专家学者的意见十分重要。进京研讨很有必要，也很正常。但是，如今研讨会有“异化”趋势，征求意见的功能淡出，大造舆论、争取评委的意图凸现，这就显得不正常了。这种研讨会弊病甚多，仅举其二。第一，研讨于成书之后，对于完善图书的质量为时已晚，倘若修订再版，书成两三个月即研讨，又显得操之过急。第二，这种研讨会讲究短平快，往往是前一天送书，第二天开会。北京的专家学者水平再高，因时间和精力所限，研讨的质量也会大打折扣，研讨已名存实亡。我认识的几位专家，都是德高望重的人，不得已，挟着发言稿东跑西颠。他们也有苦衷：都是熟头熟脸的朋友，不给谁面子？
话又说回来，开这种研讨会，目的已不在研讨。一是欲借首都新闻界辐射全国的力量，大造一番声势。在这种意义上，可称为新闻发布会。二是遍邀所在领域内的专家学者，谁敢保证这里面不会有将来的评委？不管怎么样，先混个脸熟。在这种意义上，可称为“广泛撒网会”。一会而兼具两种重要功能，要想得奖，看来不开不行。
真的是一开就灵吗？恐怕未必。从这几年几项大奖的结果看，忙着进京活动的，往往名落孙山；踏踏实实做工作、不务虚名的，常常榜上有名。再说，笔者曾参与过某项评奖的基础工作，深深感到，社会关注程度与压力是一对孪生兄弟，评奖操作部门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即使为自身计，也不会不顾忌民情。而且，评奖是多方面力量、多种标准互相协调、综合平衡的过程，某个方面的优势，某个人的意见不会占据主导地位。虽然几项大奖在制度化、规范化方面尚需完善（如以后是否可考虑扩大邀请评委的范围，不仅局限在北京），但其公正、公平和权威性还是令人信服的。正是因为这几项大奖的权威性越来越高，大家才挤破了头想得奖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但如果把赌注押在评委身上，恐怕会事倍功半，造成资源浪费（进京研讨的成本颇高），弄不好还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其实，最根本、最保险、最便捷的只有一个：提高书稿本身的质量。选题策划独到、编辑加工含量高、装帧设计精美的书，就会得到社会各界承认。当然，专家学者的意见、新闻媒介的支持也至关重要，但思路要调整，方法要改变。
如何改？办法有很多。《光明日报》曾报道过总政文化部为提高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质量，在作品的清样出来后，即分发给有关人员阅读，然后召开作者、责任编辑、评论家共同参加的改稿会，对作品提出修改意见，待作者将意见消化吸收，重新修改之后再出版。据我所知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“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”和广西接力出版社动画新作《一个中国孩子的英雄喜剧》都不只一次开过类似的改稿会。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，何不将走过场的研讨会改为务实的改稿会呢？倘如此，出版事业幸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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